我的父亲王酉亭，1901年生，江苏涟水人，东南大学（中央大学的前身）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，抗战期间担任中央大学畜牧场技师、场长。
     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“八一三”淞沪之战硝烟骤起。8月14日，日军轰炸机袭击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，局势万分危急。10月底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开始组织全校西迁。11月9日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。11月中旬，上海失守，战火向南京继续蔓延。12月4日日军逼近南京郊区，枪炮声日夜不停，南京城已是一片混乱。
    在南京沦陷的前几天，罗家伦最后一次巡视检查学校。四牌楼本部已经人去楼空，他来到了丁家桥农学院畜牧场。校长集中职工宣布遣散，并与我父亲王酉亭等人落泪话别。他再三叮嘱我父亲：“敌人逼近，这些余下的牲畜，你可迁则迁，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，我们也不会怪你。”说完这些话，罗家伦哽咽了。
罗家伦走后，我父亲当即召集了畜牧场的留守职工会议。大家认为：中央大学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家畜家禽，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，也是国家财产，必须“不惜一切代价，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，送给迁到那里的中央大学，绝不能留给日本鬼子！”

    然而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，现在又是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、紧急状态，怎样才能把这1000多只动物安全转移呢？36岁的场长王酉亭临危不乱，果断决策，立即指挥分工，动手赶制板条木笼，筹集资金、医药、粮草及必需的物资，做好动物西迁的准备工作。
    兵临城下，南京城里到处都是四散逃亡的老百姓。此时此刻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。保住身家性命已成战火中人们的唯一愿望，没有人会为了牛马猪羊鸡鸭鹅而将自己置于险境！

    12月8日，南京已成围城之势，情形更加危险。东南西边都被日军包围，天上敌机轮番轰炸，地面枪炮声昼夜不断，唯有长江北岸日军尚未到达。12月9日的千钧时刻，我父亲凌晨带人到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，高价雇用四条大木船悄悄驶至下关。当天晚上，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解散回家外，其他人员全部出动，分头将畜牧场的牲畜集中。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，并置于牛马背上驮运，猪、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。他们出挹江门，赶到下关的江边上了船。四艘大木船连夜迅速驶过长江，在枪炮声中到达浦口上游登岸。这支16人的队伍及家禽牲畜上岸后，就马不停蹄地沿着浦镇至合肥的公路驱赶前行。
     4天后的12月13日，古城南京沦陷。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已经开始，来不及撤离的数十万市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劫难——南京大屠杀。重任在肩的王酉亭，毅然率领动物大军日夜兼程，行进在远离南京百十里的路上……
    曾经担任苏北建设局长，为治理淮河而走遍苏皖豫地区的工作经历，为我父亲制定西征路线、规避战乱凶险提供了难得的便利。
    为早日远离战场，我父亲命令全队人员昼夜兼程前进，除中途需饲喂家禽牲畜外，不得片刻停留。经过江浦、全椒，12月底就过了合肥，往河南信阳方向进发。
    一路西行，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就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，行进非常缓慢，每天也只能走一、二十里路，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好几天。我父亲只好雇佣沿途农民的板车、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行。动物生了病，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，并沿途采摘草药进行诊治。一路上，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解决动物的伙食问题，必须花费很多时间采购动物饲料。如加州牛、荷兰牛、澳洲马等，在和平环境下有专人配制饲料。但战时赶路缺乏条件，我父亲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，向沿途农家购买饲料、粮食，粗细合理搭配，精心饲喂这些动物。
    眼看天气逐渐寒冷，合肥已经失守，形势日益严峻。离乡背井，杳无音讯，我父亲深感肩头压力倍增。风霜雨雪，日夜兼程，“动物大军”终于在1938年春节赶到豫皖两省交界大别山北麓的六安地区的叶家集，暂时到达相对安全的地方。战乱时期，物品奇缺，价格昂贵，除了保障动物饲料外，人则以不倒下为原则，粗茶淡饭、吃糠咽菜，勒紧裤带能省就省，即便如此有限费用也快耗尽。此时正值隆冬季节，天寒地冻，人困马乏，动物断料人断粮，困难重重之中继续前行是不可能的了。
    我的父亲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,告知所有动物已全部带出南京，在安全地带正往重庆赶，但给养费用确实困难。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这些良种畜禽还有希望失而复得，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。
    随后，“动物大军”继续沿着河南商城、光山一线往信阳方向，行进在大别山北麓的丘陵和原野间。这支队伍前有几人“导航”，牛马开道，猪羊等“后续”。队伍行进时，两侧各随“警卫”多人，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；后有押队三四人，并兼收容掉队者。我父亲身背双筒猎枪，手推着自行车，时而在队伍最前方引导，时而尾随队伍督促赶路。众人齐心协力，牵着牲畜，吆喝牛羊，昼行夜宿，艰难前进。

    我父亲生前曾经对子女叙述过西征途中的几个故事——
    地图、自行车和双筒猎枪；路遇土匪抢劫，勇敢搏斗，国军相救；日军烧毁村庄，敌机炸毁桥梁；逃难人群、散兵游勇、游击武装；一份中大证件、一路联络交涉、杀猪送奶慰问抗日队伍，赢取行进路条，补充队伍给养；群策群力，斗智斗勇，化险为夷……
    战时兵荒马乱，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。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，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。一时间，狭窄道路成了人来车往的混乱通道。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，他们从没看过这样的一支浩浩荡荡、长达数百米的“动物大军”。沿途朴实的农民都会来围观，人们十分好奇：这些人赶着大群牛羊要去何方？
    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部分散兵游勇，纪律性很差。这些颇以劳苦功高自居的队伍见到这批西撤“大军”，竟然顺手牵羊，动手抓走鸡、鸭、鹅来犒赏自己，让人奈何不得；路途中多次险遇横行霸道、拦路抢劫的土匪。冒着生命危险，一路斗智斗勇，巧妙周旋、涉险过关。
    我父亲原计划沿着大别山北麓行进，到达信阳后乘火车南下武汉，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。无奈此时寒冬已经来临，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“动物大军”，已经人困马乏，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。我父亲急电重庆中央大学请示，得到回电要他们暂停行军，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。于是，他们找到僻静安全的山村驻扎休整，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。因为天寒地冻，点燃篝火取暖，但还是有些兔子和小动物被冻死了。意外可喜的是，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，我父亲还破冰担水、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，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……

    当1938年3月的春天来到大别山北麓时，这支“动物大军”继续启程西征。1938年4-5月徐州会战前后，他们才过了商城，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。我父亲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，南下直趋武汉。但当地人执意劝阻，告知山区野狼成群，恐一旦攻击实难抵御，所以放弃这一计划，仍循公路向信阳西进。
此时梅雨季节来临，整日霪雨霏霏，道路泥泞难走。公路上昼夜奔驰西撤军队和各路难民，各种车辆拥挤不堪，“动物大军”只得改行乡间小道。直至8月中旬，队伍才到达信阳附近。此时日军已开始逼进武汉，军民紧急疏散，由信阳奔往武汉已不可能。
     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，西迁的“动物大军”只好向桐柏和武当山区行进。层峦叠嶂，道路崎岖，风餐露宿，大家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艰辛。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：桥梁已被炸毁，村庄燃起大火，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，更激起大家的抗日义愤。危急关头，我父亲急中生智，带领“动物大军”从乡间小路绕行，冒着日寇轰炸的炮火，多次突破封锁线，在追剿和枪弹中前进……
     1938年11月上旬，这支坚韧不拔的“动物大军”在耗时一年、历经五省、行程四千多里后抵达湖北宜昌。我父亲赶到宜昌后，立即联系了当地交通部门的负责人。他们深为中央大学教工们的抗日爱国精神所感动，同意无偿安排船只、挤出舱位运输这些动物到重庆。几天后，他们在宜昌登轮西上抵达重庆，终于进入市郊沙坪坝的中央大学畜牧场。
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《逝者如斯夫集》中写下了与“动物大军”在重庆见面的难忘场面——
     “在第二年（1938年）深秋，我由沙坪坝进城，已经黄昏了。司机告诉我说，前面来了一群牛，像是中央大学的，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。我急忙叫他停车，一看果然是的。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，已经是风尘仆仆了。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，更是须发蓬松，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。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，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，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，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。当我和这些南京的‘故人’异地重逢时，心中一面喜悦，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，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。”
    当时，中央大学及附中、附小师生、家属近万人，闻讯全部从教室和家属区里拥出来，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。此情此景，盛况空前。家人校友久别重逢，我父亲王酉亭和同行员工已是衣衫褴褛、疲惫不堪，此时也禁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    对此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无限感慨：“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——南开大学鸡犬不留，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；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，全部都搬到重庆了。”我的父亲王酉亭到达重庆后，中央大学的师生们都十分尊敬他，誉之为“中大的焦大”“中大的有功之臣”。
本文作者王宗元、王德，系王酉亭之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