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8月，在“国府”一片逃难声中，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向全校教职工宣布，学校准备迁到重庆，教职工愿去的不能带家属。
面对祖国的危难，金善宝没有别的选择，他义无反顾地和爱国的广大师生站在一起，支援抗战。
金善宝把家眷送到石峡口，返回南京后，就和梁希、毛宗良教授各自花了120元购买了民生公司的长江轮船票，沿长江上溯到了重庆。此时，中央大学已商得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同意，借松林坡的一个小山丘建校，突击修建了一批简易房屋。金善宝和梁希同住在一间宿舍里，房间不足九平方米，每人一张床，当中放了一张二屉书桌，每人用一个抽屉。从1937年到1940年，在这个房间里共同生活了整整三年，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抗战时局的看法，积极支持中央大学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，共同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进步活动，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“雾都”重庆，闻名世界。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，“雾”更浓了！国难当头，中国前途如何？中国去向何处？这些问题困扰着“雾都”的人民，也困扰着金善宝等众多爱国的知识分子。当时，大学里暗暗流传着《西行漫记》这本小册子，它描述了许多延安领导人的英雄气概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，内容生动活泼。金善宝读了这本小册子，心里豁然开朗，不禁对延安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向往。
金善宝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十分关心抗日前方的消息，祖国的命运牵动着赤子之心。可是，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国民党官方报纸不能如实登载前方的战况。1938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——《新华日报》。从武汉迁到了重庆。他和梁希一见到这张报纸，就如获至宝，大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。后来，新华日报馆放映了平型关大捷的电影，金善宝在电影中看到，八路军的士兵不但没有机关枪，甚至连步枪也不是人手一支的，使他开始懂得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而不是武器，同样一种武器，掌握在不同的军队手里，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，因而使他进一步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。1939年，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，中大地下党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，争取大多数，通过学生救亡组织义卖《新华日报》。在中央大学，第一个用高价购买《新华日报》的，就是金善宝。新华日报越来越受到广大爱国师生的欢迎，很多师生争相订阅《新华日报》，金善宝和梁希更是视为精神食粮，几乎到了饭可以一天不吃，《新华日报》不可一天不读的地步。可是，在国民党的严格控制下，《新华日报》常常被迫“开天窗”，几度被查封；分送《新华日报》的报童常常无故失踪，国民党还经常严格限制群众订阅。后来，中大各院系教职工和学生们订阅的《新华日报》纷纷被取消了，只有金善宝（时任农艺系系主任）所在农艺系的这张《新华日报》，却通过种种秘密方式保留下来，成为中大校园内最后的、唯一的一张《新华日报》。因此，学校很多《新华日报》的热心读者，都悄悄到农艺系来看这份报纸，《新华日报》成了“雾都”灯塔。
1938年7月7日，中央大学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，在学校广场上设了一个献金台，献金慰劳前方战士。当场有些教师就献了10元、8元不等。金善宝知道献金是件好事，是爱国的举动，但是，他担心自己献的钱不能送到前方抗日战士的手里，说不定还会拿去打内战、自相残杀，因此犹豫不决。此后不久，八路军在曾家岩设立了办事处，金善宝认识了一位姓周的同志，说话诚恳、态度和蔼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当即献金100元给八路军前方战士。他对这位姓周的同志说：“我相信共产党，我的心在八路军战士身上。”到了秋天，学校又组织给前方捐献寒衣，金善宝和梁希商量，又把寒衣款送到八路军办事处。第二天，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：“梁、金献金200元。”（当时《新华日报》从社长到勤务员每月津贴费仅8元）。
延安这块革命圣地，牢牢扎根在金善宝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中，他向往她，敬佩她，愿意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。
1939年，金善宝曾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，要求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。林伯渠同志为他作了周密安排，办妥了去延安的一切手续。当金善宝和他的助手李崇诚积极准备奔赴延安的时候，一件意外不幸发生了，李崇诚因患破伤风，突然病逝。这次意外事故，打乱了他去延安的计划，以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心神不定，闷闷不乐。林伯渠同志知道后，专门找他谈心，要他保重身体，并鼓励他说：一个革命者，无论在哪里，都可以为革命工作，不一定非要到延安去。虽然金善宝的延安之行未能实现，但他的心一直向往着延安，延安开展的每一项运动，取得的每一个胜利，都有力地鼓舞着他。当他知道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，立即将自己多年来选育的小麦优良品种，分别用纸袋一袋一袋装好，附上详细的品种说明书，亲自送到八路军办事处，托人转送到延安。半个多月后，在新华日报举办的一次茶话会上，邓颖超同志对金善宝说：“延安已经收到你的小麦种籽了，同志们都很感谢你”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节选自孟美怡著《金善宝》，因版面需要，有删减。
面对祖国的危难，金善宝没有别的选择，他义无反顾地和爱国的广大师生站在一起，支援抗战。
金善宝把家眷送到石峡口，返回南京后，就和梁希、毛宗良教授各自花了120元购买了民生公司的长江轮船票，沿长江上溯到了重庆。此时，中央大学已商得在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同意，借松林坡的一个小山丘建校，突击修建了一批简易房屋。金善宝和梁希同住在一间宿舍里，房间不足九平方米，每人一张床，当中放了一张二屉书桌，每人用一个抽屉。从1937年到1940年，在这个房间里共同生活了整整三年，两人经常在一起交流对抗战时局的看法，积极支持中央大学学生的爱国革命运动，共同参加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进步活动，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“雾都”重庆，闻名世界。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，“雾”更浓了！国难当头，中国前途如何？中国去向何处？这些问题困扰着“雾都”的人民，也困扰着金善宝等众多爱国的知识分子。当时，大学里暗暗流传着《西行漫记》这本小册子，它描述了许多延安领导人的英雄气概和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，内容生动活泼。金善宝读了这本小册子，心里豁然开朗，不禁对延安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向往。
金善宝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，十分关心抗日前方的消息，祖国的命运牵动着赤子之心。可是，由于蒋介石消极抗日，积极反共，国民党官方报纸不能如实登载前方的战况。1938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——《新华日报》。从武汉迁到了重庆。他和梁希一见到这张报纸，就如获至宝，大有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。后来，新华日报馆放映了平型关大捷的电影，金善宝在电影中看到，八路军的士兵不但没有机关枪，甚至连步枪也不是人手一支的，使他开始懂得，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，而不是武器，同样一种武器，掌握在不同的军队手里，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，因而使他进一步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。1939年，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，中大地下党为了扩大我党的影响，争取大多数，通过学生救亡组织义卖《新华日报》。在中央大学，第一个用高价购买《新华日报》的，就是金善宝。新华日报越来越受到广大爱国师生的欢迎，很多师生争相订阅《新华日报》，金善宝和梁希更是视为精神食粮，几乎到了饭可以一天不吃，《新华日报》不可一天不读的地步。可是，在国民党的严格控制下，《新华日报》常常被迫“开天窗”，几度被查封；分送《新华日报》的报童常常无故失踪，国民党还经常严格限制群众订阅。后来，中大各院系教职工和学生们订阅的《新华日报》纷纷被取消了，只有金善宝（时任农艺系系主任）所在农艺系的这张《新华日报》，却通过种种秘密方式保留下来，成为中大校园内最后的、唯一的一张《新华日报》。因此，学校很多《新华日报》的热心读者，都悄悄到农艺系来看这份报纸，《新华日报》成了“雾都”灯塔。
1938年7月7日，中央大学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，在学校广场上设了一个献金台，献金慰劳前方战士。当场有些教师就献了10元、8元不等。金善宝知道献金是件好事，是爱国的举动，但是，他担心自己献的钱不能送到前方抗日战士的手里，说不定还会拿去打内战、自相残杀，因此犹豫不决。此后不久，八路军在曾家岩设立了办事处，金善宝认识了一位姓周的同志，说话诚恳、态度和蔼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他当即献金100元给八路军前方战士。他对这位姓周的同志说：“我相信共产党，我的心在八路军战士身上。”到了秋天，学校又组织给前方捐献寒衣，金善宝和梁希商量，又把寒衣款送到八路军办事处。第二天，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：“梁、金献金200元。”（当时《新华日报》从社长到勤务员每月津贴费仅8元）。
延安这块革命圣地，牢牢扎根在金善宝这位爱国知识分子的心中，他向往她，敬佩她，愿意为她付出自己的一切。
1939年，金善宝曾两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同志，要求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。林伯渠同志为他作了周密安排，办妥了去延安的一切手续。当金善宝和他的助手李崇诚积极准备奔赴延安的时候，一件意外不幸发生了，李崇诚因患破伤风，突然病逝。这次意外事故，打乱了他去延安的计划，以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心神不定，闷闷不乐。林伯渠同志知道后，专门找他谈心，要他保重身体，并鼓励他说：一个革命者，无论在哪里，都可以为革命工作，不一定非要到延安去。虽然金善宝的延安之行未能实现，但他的心一直向往着延安，延安开展的每一项运动，取得的每一个胜利，都有力地鼓舞着他。当他知道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，立即将自己多年来选育的小麦优良品种，分别用纸袋一袋一袋装好，附上详细的品种说明书，亲自送到八路军办事处，托人转送到延安。半个多月后，在新华日报举办的一次茶话会上，邓颖超同志对金善宝说：“延安已经收到你的小麦种籽了，同志们都很感谢你”。听到这个消息，他感到十分欣慰。
节选自孟美怡著《金善宝》，因版面需要，有删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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